薛群口述历史——父亲北撤每天平均要打六仗

　　【人 物 简 介 】 薛先洛：原名薛天球。靖江市生祠镇东进村人，1916年5月生。1940 年参加革命，主要是做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历任乡党支部书记、区长、县委部部长、县农民抗敌协会会长、县委城市工作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坚持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先后任靖江城区区委书记、靖江县副县长、县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靖江县县长，靖江县委书记，宝应县委书记，扬州地委常委、扬州行署副专员，扬州地委常委、农工部部长，扬州地委常委、秘书长，高邮县委书记，扬州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等职。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薛群(原名薛耀山)，今年85岁，是薛先洛的长子。1940年，我父亲加入中国，在靖江这块土地上历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

　　我们老家在靖江生祠镇东进村后陶家庄。解放前，家里很穷，很困难，吃了朝顿没夜顿。父亲参加革命，家里就剩下我母亲带两个孩子，我是老大，还有个老二耀川，生活很苦，没有吃也没有喝。父亲因为工作忙，几乎成年累月不回家。我们兄弟俩实在想父亲想得慌，就悄悄想方设法去找。一次我打听到父亲在离家五里外的泰兴县霞幕圩开会，就瞒着妈妈，带着小三岁的弟弟耀川上路去找父亲。那时候我们年纪还很小，我9岁，弟弟才6岁。我们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跑这么远的路又谈何容易!我们东问西找，跑跑歇歇，腿几乎要跑断，从午后跑到傍晚，终于在天黑前在霞幕圩的西北面村上找到了父亲，他当时在县委、县政府开会。父亲见了我们又惊又喜，顾不上责怪，急忙蹲下来抱紧我们亲了又亲。可是当时战事吃紧，父亲和一起开会的县委书记汪青辰叔叔一商量，考虑到父亲要专心指挥战斗，母亲焦急孩子安全等因素，决定将我们连夜送回家。父亲给我们弄了点吃的后，便要我们返回，可是我们硬是赖着不肯走。于是父亲就想出办法来“赶”我们。他找来一位认识我家的老乡，用一辆独轮车，推着我们往家送，可我们哪肯依从，挣扎着要开溜。父亲只得叫老乡用根绳，将我们固定起来，推了约三里路，遇到一座独木桥，车轮往下一陷，差点连人带车掉到河里，吓得我们兄弟俩浑身冒汗，连忙承诺以后不再调皮。进庄后见妈妈在庄头焦急万分地等我们，母子三人抱头痛哭一场。从此，我们打消了找父亲的念头，但对父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也逐渐才明白，父亲当时“赶”我们是爱我们，是大爱，是深爱我们!父亲在我们心中“大英雄”的形象，从此更加高大了!

　　1951年，许淦、周思敏至靖同县委部分合影 。吴明正(副书记，左一)，俞清( 书记， 左二)，周思敏(左三)，许淦(左四，原靖江县委书记)，张建平(右一)，薛先洛(右二)， 贾剑平(右三)。

　　因为父亲参加革命，反动派就把我们家定为“家属”，把我们家门给封了。在门前钉了个木牌，上面写着“家属”几个大字。我们没办法，就外出逃荒要饭，今天问东家要一点，明天问西家要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和我们两兄弟逃到泰兴，她讨了三个芋头，自己舍不得吃，给我们弟兄两个吃。晚上呢，也没有地方睡，就睡在沟坎边，用芦苇盖在身上御寒。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是痛苦不堪，泪水汪汪淌。因为家里面被封了门，没有很好的方法，只好把门冲开来。反动派多次来家里搜查，饭桌、灶台、水缸等都被砸坏，一塌糊涂，臭气熏天。我们不能在家里住了，就跑到生祠镇南面我舅舅方林生家里面，在我舅舅家待了几天，他说你们不能在这了，还乡团天天来搜查。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了，就这样就到处逃荒要饭，一直过着艰难流浪的日子，有时还躲在破庙里藏身。

　　我们离开舅舅家，到了这个庄东面，看见一个还乡团在那边站岗。东面不能走了，就到西面，结果西面也有还乡团，那个团丁在那查。正在犹豫不决之时，有一个人大概认识我母亲，说：“这不是薛先洛家的老婆吗?”就把我们一起送到伪乡政府。我还记得，那个张伪乡长似乎对我们很好。他问我母亲：你丈夫薛先洛北撤有没有回来?我母亲说：“没有回来，真没有回来。”当时这个伪乡长就说：“没有回来就算了，你们就回去吧。”我母亲说：“怎么能回去呢?到处都封锁的，不能走了。”那个张伪乡长和下面的人给他们一个通行证，就让我们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并不是他心好，因为当时撤退后，我父亲他们写警告信给这些伪乡镇长，说马上要倒台了，警告他们不要继续作恶，不要伤害革命者的家庭和孩子，否则将来会受到加倍的严惩，并署上了自己的大名。所以这些伪乡镇长也没有敢对我们怎么样，否则恐怕要被斩草除根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1949年靖江解放，我们才算是见到了父亲。我父亲成了靖江解放后第一任县长，汪青辰叔叔和我父亲同庚，是县委书记。解放以后，根据当时国家的规定，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可以到城里读书，这样我们就到靖江城中小学读书了，一直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算是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958年出席全国先进生产单位会议， 扬州地区代表团成员合影 。 薛先洛为扬州 地区代表团团长(前排左三)。

　　熟悉我父亲的人，都说我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特别是渡江作战中，他当时是靖江县支前总指挥、总队长。因为近20万军队从靖江渡江，靖江当时也只有37万人左右，几乎每家每户都住人，这些都要安排。我们当时上小学，根本看不到他。有时候他坐在那个凳子上面一会就睡着了，很辛苦，这些都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有一次，我父亲跟我们讲他们北撤到东台，每天平均要打6仗。我父亲当时身体也好，也年轻。在我父亲所有战友们中，他是年纪比较大的，他2014年去世时虚100岁，99周岁。

　　我父亲从靖江县的基层干起，然后到扬州地委，到最后是副省级干部的待遇，他到哪都不摆官架子，这是我们亲身接触感受到的，他始终跟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在高邮当县委书记时，老百姓都把他比喻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他到扬州地委当常委、秘书长，扬州行署副专员，经常到老百姓家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关心群众，自己廉洁奉公，从来不占人家一分钱。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许多人找我父亲反映情况，反映家庭困难，父亲都是热情接待，招待吃招待住，走的时候帮买车票，送路费，都不要公家花钱，都是他自己掏钱。对困难的老百姓，他都予以帮助，有困难找到他，他都会帮助解决。他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格，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从不给子女搞什么特殊，包括子女考上大学都是凭自己的能力，考上了就上，考不上从来不开什么后门，所以我们对父亲非常尊敬。

　　“ 文革 ”期间， 司令员与扬州地委、行署一批领导合影。前排左五为，左四为陈敬毅，右一为陈超。后排左一为薛先洛，右三为潘震球。

　　父亲离休，其实是离而不休，一直关心靖江的发展，包括靖江撤县设市，全国各地的老战友回到靖江，他们都会聚在一起聊聊过去的事。我父亲特别关心烈士子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战友的子女解放后到底生活得怎样。举一个例子，一个叫浦骊珠的烈士是靖江知名烈士，他的儿子叫浦建国，在泰州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面积只有二三十平方米，浦建国的儿子浦爱锋在天井中间搭一个棚子睡觉。我父亲了解这一个情况之后，就和原来靖江党史办副主任徐存华在2001年8月一起去向泰州市委反映这个情况。当时泰州市委陈宝田书记公务繁忙，委托副书记陈克勤接待。双方落座后，父亲开门见山地说：“浦骊珠是靖江知名烈士，在1947年反‘清剿’斗争中，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浦骊珠用他的牺牲换来了靖江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换来了靖江人民的翻身解放，可我们活着的人还欠他一笔账呢!”陈克勤书记接过其话题说：“请薛老放心，我来之前，宝田书记对我交代过，尽快帮浦建国家解决一套住房，让他们安居乐业，以告慰浦骊珠烈士在天之灵。”

　　此事大约在两个月后，泰州市政府帮浦建国一家安置了一套90多平方米住房，而且是按房改房价格。每念及此，浦建国不无感慨：“薛老真是烈士后代的贴心人、大恩人!”

　　我的母亲叫薛方氏，1971年因为身患癌症病故，才58岁，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我们把母亲葬在老家后面的那个田里。父亲去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回葬家乡，就葬在靖江生祠镇烈士陵园旁的“生祠公墓”里面，和我们的祖父薛诚德、祖母薛臧氏、母亲薛方氏葬在一起。

　　1940年，父亲薛先洛在同学戴汉中影响下，加入中国。当时，靖江四区区委、区公所亦经常在学校搞活动，区委书记黄辅民还经常来学校与父亲接触，亲自向父亲宣传革命真理，并在实践中对父亲进行教育和考验。是年秋天，四区党委在本区组建了教师抗日联合会，选举父亲担任会长。

　　1941年春节，区委通知父亲到泰兴中心县委举办的党训班学习。这次学习是父亲人生观、世界观的根本转折点。学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但学习内容很丰富，先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及党的建设等课程。县委主要负责人韦一平、谢克西、汪青辰、徐进、曾涛亲自上课，学习班还教唱了《国际歌》《新四军军歌》《工人歌》等，振奋精神，激励斗志。参加这期学习班的学员，共有三十余人，后来大都成了靖江、泰兴两地的革命中坚力量。父亲从学习班回来不久，就被组织安排到靖江第八区担任区委书记，走上了领导岗位。

　　“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唐朝诗人张籍的这首诗，父亲生前经常吟诵，因为这是他生平心迹的写照。父亲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度过青年时代的，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1941年至1942年，正是靖江敌后斗争最艰难的岁月。靖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于1940年8月刚刚建立，敌人便穷凶极恶进行反扑，妄图将革命新生力量扼杀于襁褓之中。我方则正全力稳住这一苏中地区前沿阵地。双方的斗争异常激烈，十分残酷。1941年秋后，泰兴伪十九师势力伸向靖江，在集镇要地、公路沿线、河道旁边到处建炮楼、设据点。到第二年，就在靖江筑起20多个据点，将靖江分割成靖东、靖中、靖西、城东南等四五个小块。每个小块前后左右都有若干据点相呼应，实行点线交错封锁。敌人还依靠这些点线不断四处出扰，或抢粮，或掳掠，或“扫荡”“清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而我方则因为根据地建立不久，群众尚未被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武装力量很薄弱，尚不能给敌人有力打击。特别是当时干部力量极其薄弱，斗争经验十分缺乏。

　　父亲刚到八区时，区委只有父亲和组织科科长两人。在敌我力量悬殊如天壤之别的情况下，抗日人员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父亲毫不畏惧，抱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和誓做“燎原的星星之火”的决心和意志，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弃家庭的安危于不顾，穿插在公路间，活动在封锁线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他紧紧依靠党和群众，为扩建、扩大、巩固根据地，坚持不懈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组建地方武装，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斗争，历尽了千难万险。

　　有一次，已是靖江农抗会会长的父亲，接到通知赶往城里开会，半路上被日伪军抓住，但敌人并不知道父亲的身份。当时父亲口袋里有几张农抗会会员登记表，如果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不仅危及自己生命，还会连累其他。紧急当口，父亲瞅准机会，悄悄拿出登记表放在嘴里咀嚼，等嚼碎了再吞进肚里或偷偷吐掉，敌人一点未发觉。后来，他乘敌人麻痹之时，凭借熟悉的地形，飞快地跑进村子里躲藏起来，终于躲过一劫。

　　以上的类似经历有好几次，父亲都靠群众的掩护和自己的机智勇敢一一化解。有一次被敌人抓住，他跟在解押的队伍中走了一里多路，才找到机会，乘敌不备，涉水过河，钻进竹园丛中，逃出虎口。父亲的警卫员刘金贵告诉我们，在战争年代，有时为躲避敌人和保障安全，住宿之地一夜要变更几次。

　　就这样，靖八区的局面终于胜利打开，受到上级的称赞。按照县委由西向东扩展的总体安排，1941年年底，组织上又将父亲调到当时基础比较薄弱的东二区(现属西来镇)的原土桥乡。1942年调往靖东任大区区委书记。身上的担子更重，斗争形势更加艰巨复杂。当年秋天，根据地区域调整，组织上又委派他担任长安区委书记。当时，这里已被南通的敌军某部占领，并在靖东的新港、斜桥、柏木、靖城、孤山、季市、西来等地修建7个据点，对长安形成包夹之势。父亲初到二区时，区委只有父亲和熊开鼎二人，党员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父亲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动群众上，反复宣讲党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等政策，讲旧社会的黑暗，宣传地主不劳而获，吃好穿好，劳动者累得腰都直不起还是忍饥挨饿穿破烂的不合理现象。劳动者不是命苦，是被恶势力剥削苦的，日伪和代表的是地主的利益，专门摧残压迫老百姓，用这些道理来启发群众。他们还宣讲“一根筷子容易折，成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鼓励农民团结一心，组织起来和敌人斗争，收到显著效果，仅长安区安武乡就组建了上百人的自卫队。父亲在靖东工作初期，区委是赤手空拳，武装力量几乎为零，到1942年底，区队武装已发展到四十多人，并且还向县团输送数十名兵源。之后，父亲和区委的全体，又抓住了“靖新大捷”(靖城至新港全线歼敌)的有利时机，抓紧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为群众性的反伪化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长安区弯腰沟埭也成为靖江红色革命政权的重要策源地。

　　1943年下半年，父亲的工作再度有了变动，被调任为县委部长。是年11月，县委在靖东弯腰沟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抗敌协会(简称“农抗会”)，选举父亲薛先洛担任县农抗会会长。

　　在县农代会结束后，县委随即举办了民兵干部培训班，120名来自各区乡的民兵骨干齐聚弯腰沟，进行军事训练。父亲担任总队长，负责此次集训工作。具体军事科目，由县独立团承担，参谋长吴立批作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报告。大家还进行了实弹射击、利用地形地物滚爬击打等军事训练、战斗演习，总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民兵组织的发展壮大及整体素质提高，起了非常大作用，自此民兵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1944年春节，父亲得到家中传来的口信，说祖父身体不好，要他买斤肉回去。与此同时，父亲又接到去东台苏中党委参加反“清乡”紧急会议的通知，于是父亲便立即赶往会场，将给祖父所托之事耽搁下来。不料会议一结束他回到靖江时，便得知祖父已经去世。祖父临死前一直呼喊父亲的名字，盼望自己的儿子回家见最后一面，却未能如愿，因而死不瞑目，还是姑母用手抹着闭眼的。父亲听后，悲痛欲绝，泪珠滚滚，伤心地说：“父亲为了振兴家业，吃尽千辛万苦；从牙缝中省出钱来让自己读书；坚定地支持他参加革命；为支持门庭，省吃俭用，几年里荤腥未进过嘴。去世前提出的最低微要求，都未达到，我这个做儿子的情未达，孝不够，愧对终生呀!”众人听后，安慰他道：“自古忠孝难两全。你为了抗日救国，舍小家为大家，道是无情却有情，是大义大忠大孝啊!老人家九泉有知，一定会理解你的。”大家的一番话，父亲的心里要好过一些。但父子情深，思念绵绵，常常梦牵魂绕，不时潸然泪下。时也想给家严家慈写点文字，以释心怀，又怕触动忧伤情愫，难以自已。直至1993年2月的一天，才鼓起勇气，舒纸命笔，一口气写成《忆父母》五言诗一首，诗曰：“父名薛诚德，母名薛臧氏。靖江陶家庄，穷乡远离城。是吾出生地，祖辈苦营生。父诚巧农民，能织又能耕。手巧心灵美，德馨邻里村。生活可糊口，安全使人愁。流氓恶势力，敲诈找缘由。望子能成龙，可解苦与忧。正在读师范，国难又当头。辛勤为儿女，一片慈母心。终朝忙碌碌，衣食不周全。身患血虫病，缺医少药钱。年方五十七，不幸赴黄泉。一九四四年，春节父重病。临走叮叮嘱，购回肉一斤。谁知到县委，赴会令远行。待我回来时，父已命归阴。可怜我双亲，一生苦与勤。一斤肉未购，悠悠终在心。家已三代人，四代即将临。望知祖辈景，懂得今日情。”

　　1944年冬，父亲又调任县委城市工作部部长，加强加速敌区工作，为夺取靖江的抗战最后胜利作好准备工作。为此，父亲按照县委的部署，在瓦解分化敌伪军，打入敌人内部、解放靖城镇等方面与敌展开殊死的搏斗。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伪警察局局长陶明德顽固拒降。靖江县委在8月19日组织万人包围靖江城，给敌人施加巨大压力，父亲是这次攻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当时由于陶明德心存幻想，妄图等待的军队来受降，并暗中接受了的委任状。有鉴于此，县委作好两手打算。一方面强化围城，准备攻城；另一方面加强了分化瓦解工作，用张贴标语、模拟枪炮声等里应外合扰乱敌人，而原先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全力对陶明德进行劝降，分析形势，晓以利害，劝其丢掉幻想，向人民缴械投降。同时，施加军事压力，将围城变为攻城。作为城工部的负责人，父亲身先士卒，带领大家一起推着“土坦克”(在小车垒上浸透水的棉絮制作而成)挡住敌人射来的子弹，逼近城楼，再朝敌人猛烈开火。陶明德在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被逼打开城门投降。父亲率先进城，与战友们率先将革命的红旗插到靖江城楼上，宣示靖江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靖江的解放。

　　由于靖江县三面临江，江岸绵延百里，距的老巢南京仅100公里的路程，是我军南下、北上的要道，是华中一分区南线的南端，敌后之敌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靖江的解放斗争，直接威胁到敌人的统治中枢。

　　陶明德率队起义后的四个月，军队对靖江大举进犯。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为避其锋芒，我党、政、军机关于1946年元旦撤出靖城，进行战略转移。9月，父亲调任靖江副县长，主持县府日常工作。同时带领工作队在季市南郊蹲点，配合参加苏中战役。苏中“七战七捷”第一战宣泰(宣家堡、泰兴)战役，父亲亲自率领1500名民工、500副担架赴泰兴支前，很好地达成目标，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苏中战役结束后，靖江独立团主力北上，仅留下县委副书记汪青辰和父亲及靖中、靖西部分坚持原地斗争。而敌人则不断增兵，敌我战力更加悬殊。斗争极为残酷、尖锐，可谓“你死我活”。三四月份，全县大部分地区已被敌占领，我方活动地区越来越小。汪书记及父亲他们，按照毛主席游击战争思想，采取边打边撤的办法，在游击中消耗敌人力量。但也有不少留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负伤被捕，慷慨就义。在外线日凌晨于泰县张莫天(现属海安市)遭六倍于己的敌方主力五重包围，血战一天后突出重围，伤亡120人。此为独立团建立以来付出代价最惨重的一次战斗。4月2日夜晚，祝自荣带领留靖的最后一批干部及武装力量，撤出靖江，转移至如皋。从此，靖江全被敌军占领，我方由公开的武装斗争转入地下秘密斗争。后奉地区之命，父亲率领部分干部和战士，撤到东台的台北县休整备战。在那里，父亲和泰县县委书记周伯凡、泰兴县长谢邦佐等组成了一个火线研究班，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总结、探讨了南线斗争的经验，谋划、制定了新战斗的预案，为重整旗鼓、进军南线月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千里挺进大别山。实行战略反攻。全国军民受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各解放区相继进行战略进攻和反攻。地委军分区于8月13日部署了进军南线(泰县、泰兴、如皋、靖江)的作战方案，具体分为三段式，即首先进军二泰(泰县、泰兴)恢复城黄(泰兴县城至黄桥)路北阵地；相继恢复路南二区(广陵、曲霞)阵地；然后光复靖江二区(侯河、孤山)阵地。并立下军令状：打开一个阵地后就守住一个阵地，不准后退。当年9月18日，进军靖中阵地的号角吹响(时称“9·18”进军)。已是副县长的父亲受命以侯河区为最先突破口，在巩固靖中阵地的同时，挺进靖西，打开靖东。

　　南进靖江第一天，便旗开得胜。县团首先在侯河区双沟门埭歼敌一个中队，摧毁了朱家坝敌据点，为恢复侯河阵地打开局面。打得土顽龟缩老巢内，不敢外出骚扰百姓。此后，父亲率部立足侯河区迎祥、侯河、三元、普正四个沿界河的乡，发动群众，逐步扩展阵地。县委还抽调独立团一个班，作为武工队驻守侯河区，配合父亲率领的工作队开展反复辟斗争。工作队在发动群众的同时，迅速恢复区乡政权，区长为陈仁，陆鸿勋担任游击队长。全区的13个乡，分别配备了乡长和指导员。这些北撤回归的干部，原本就是当地的区乡干部，土生土长，有群众基础，任职后，起了稳定军心、民心的作用，有力地推进了对敌斗争的进展。与此同时，工作队又组织一批原孤山区的干部，采取“夜进夜出”的方式，向孤山渗透，了解情况，联系群众，宣传形势，打击顽敌。

　　“9·18”靖江独立团胜利进军靖江后，敌人见“江防体系”的缺口被打开，不断向我方疯狂反扑。我独立团及武工队进行了多次反击战。10月17日，敌1000余人分三路“会剿”我靖中地区。父亲和星夜从如皋返回的独立团取得联系，在侯河盛家埭蔡家市附近与敌搏斗。一天下来，大小战斗进行了四五次，毙伤敌大队长以下100多人，俘虏敌中队长以下9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120多支。这场鏖战，扭转了进军初期的困难局面，靖江阵地由此得到收复。随即，父亲抓住战机，乘势组织原孤山区的干部居靖(区长)、沈林之、史铭坤、杨广汉等十余人重返孤山，扩展阵地。同时，武工队亦挺进边沿地区发动群众，掀起群众性游击战浪潮，有力地打击敌人，取得了节节胜利。孤山阵地的胜利局面，终于局部打开。

　　在这种形势下，敌人仍不甘心失败，表现出最后的疯狂，他们纠集暂编23师对靖中地区进行大“扫荡”。父亲面对大兵压境的险境，镇定自若，认真研究，针锋相对地制定出反“扫荡”对策，在组织群众安全转移的同时，组织各乡和小战区用多种办法袭扰敌人。同时，灵活应用“敌进我扰”的战术，兵分两路，机动作战，牢牢掌握战斗的主动权。父亲和仇国富带领武工队到文武乡白衣堂据点一带活动，牵制敌人；区长陈仁带领民兵和部分干部到三元、普正乡新丰据点附近活动、见机行动。在实战中，陈仁果断组织家住靖西的部分干部和三元乡、普正乡的民兵游击队20余人，跳出靖中，绕过新丰，直插靖西。在太和、东兴等敌占区，半天一夜转战百里，全歼惜字乡敌自卫队，俘队长以下17人，当场击毙罪大恶极的敌太和区北六乡办事处主任兼涨公乡乡长叶光甫，继而又转战东兴区成德乡一带横扫土顽，于18日晨返回侯河区驻地。此时，前来苏中“扫荡”的敌顽，已因扑空受挫返回据点。

　　此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敌顽，为拓展靖西阵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县委组织部部长贾成为首的10余人的工作队趁势挺进靖西，夺回并巩固了阵地。又经月余时间的搏斗，靖东干部刘联芳等也胜利挺进靖东，巩固靖东。至此，县委预定的坚持斗争，巩固靖中，打开靖西、靖东的奋斗目标，已全部实现。敌人已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龟缩在孤零零的几个据点之内苟延残喘。

　　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靖江军民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英雄气概，乘胜向尚在敌人占领、控制下的点线地带发起连续不断的进攻。先后于大王庄歼敌23师军官大队，于正东圩歼灭敌“绥靖”突击大队，于陈家埭歼敌自卫总队第二大队，于母子圩歼敌八区联防队，于华兴桥歼敌二三〇师工兵连及土顽常备队，逼降孤山、柏木桥守敌两个中队，彻底粉碎了敌人最后一次所谓“十月大‘扫荡’”。

　　1949年1月28日，靖江独立团歼敌保安大队，解放靖江城。至此，具备极其重大战略位置的靖泰地区，除八圩港一隅外，全境获得解放。

　　1948年初，父亲奉调回县筹建靖泰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主持县政府工作。渡江战役前夕，支援大军渡江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为此，县里成立了“支前总队”，父亲担任总队队长，汪青辰任政委。靖江的这次支前任务十分艰巨繁重，承担着华东野战军20余万大军从长江北岸靖江段各个港口渡江作战的支前任务。接到任务后，总队立刻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动员全县37万军民立即行动起来，万众一心，献计献策，支援前线，做到大军要粮有粮，要物有物，要人有人，粮食、烧草、马料、船只、门板、树木、芦竹应有尽有；水手、船工、民工、向导、干部，人才济济。人民群众让出家里最好的房子给住宿，每户按照住一个班人员作好准备。全县筹集的支前粮草944万斤、军马草料115万斤、大米300万斤，其中就有群众准备过春节的米糈、年糕10万余斤。全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抢修、抢筑公路10余条共350多公里，修建桥梁90多座，确保各种战车大炮等辎重通行无阻。父亲他们还主动建立了常备支前队，计有6000余民工参加，编入部队后勤部队，跟随大军渡江作战。父亲在这次支前工作中，和县委、县政府的其他一起，带领全县人民群策群力，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他还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琢磨出“四大发明”，竭尽全力为支前工作做出特殊贡献。以他为主研发防弹侦察艇正是其一。渡江前几天，靖江熟练船工与渡江战士出没风波里，演练驾舟横渡本领时遭到对岸敌人火力扫射。父亲深思后，便用浸透水的棉絮，悬挂在特制的山架上防弹(此法在扬帆渡江时被普遍的使用)，另在船上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乘着敌人扫射时记录侦察敌人火力情况，并找出渡江后的突破点，为渡江部队提供较为可靠情报。部队首长称之为靖江人民送来的“及时雨”。其二是创造应急运输筏，增强支前运力。组织能工巧匠，就地取材，用数千树木及数万根青竹、120余扇门板，制作成了6只竹木战筏，为部队“雪中送炭”。其三是用通透的芦苇制成数千只直径60公分圆形“土救生圈”分发给突击队员和船民强渡天堑时应急使用。其四是筹集千余只尿壶，装上少许食用油，以棉条做灯芯，封口点燃，用绳牵连渡船，大摆星火阵，吸引敌人火力，减少我方人员的伤亡。

　　靖江军民独立自主地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夺取了百里沿江阵地，威胁到敌人江防后方。靖江独立团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由战争初期的500人枪发展到2900余人、装备齐整的地方兵团，经历了大小战斗109次，共歼敌5075人，其中俘少将副师长以下3659人，毙伤中校大队长以下1410人，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及军用物资，为革命斗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为了胜利，靖江的党政军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的统计，在民主革命时期，靖江人民群众死伤5000多人，留下英名的烈士1500多人，经历大小战斗200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