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祝惟干:靖江市东兴镇旺稼村人,1903年生。1938年1月,任靖江敌后游击区第七区区长,组建抗日自卫队。1942年12月,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靖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4年,赴安徽华中党校参加整党学习,翌年3月任苏中一专署民政科科长。1945年11月,复任靖江县县长。北撤后,任野战军一师师部部部长。1947年2月,任山东泗水县副县长,年底调任河南淮阳县县长。1949年4、5月间,随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先后任广西省平乐专署副专员、平乐地委第一副书记兼专员、广西省民政厅厅长、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秘书长等职。1982年12月3日,逝世于广西南宁。
【人 物 简 介 】 祝志福:原名祝志福。靖江市东兴镇旺稼村人,1930年8月生,党员,高级经济师。1944年参加中国青年解放团,1945年调靖江县委青年工作队。“五四土改”后,任靖江独立团一连文化教员、代理党支部书记、团政治处干事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业至靖江县委组织部任干事、秘书。1951年起任泰州地委、扬州地委组织部干事、秘书、干部科科长。1960年任扬州地区科委副主任、江苏省监委驻扬州地区监察组组员。1970年起任扬州地委党训班副主任、扬州地区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75年任扬州市委副书记、扬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任扬州市委副书记,扬州市市长。1983年起任地级扬州市副市长,扬州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我在1930年出生,1945年参加革命,当时15岁。我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呢?根本在于受党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抗日战争中,我们家一共有4个人参加革命。我父亲祝惟干1940年参加革命,我大哥祝自荣1940年参加革命,我的弟弟祝自庆1944年参加革命,我本人1945年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当中,我祖母还是一个乡委员,我还有一个弟弟是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是革命家庭。
新四军东进还没有建立政权的时候,靖江成立了地下党组织。组织部部长当时就住在我家里,我父亲掩护他,我哥哥祝自荣夜里出去贴标语,我跟在他后面拎糨糊,他到党员发展对象和党员家里串联,带我一起去做掩护。黄桥战役结束之后,地方上正式建立政权,我父亲、大哥和我都公开地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底,简柏军蹿到江北靖江来打新四军。我父亲当时躲在河港底下,弄水草挡住,逃过了一劫。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就把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带到孤山区团结乡毛家殿埭,租了一间房子,住在那里。我就在毛家殿小学读书。当时那个地方已经是根据地了,儿童团、妇抗会、民兵组织都建立起来了,我就参加了儿童团,唱歌、跳舞、站岗、放哨。
我记得自己是1942年入学的。当时孤山区组织小学生演讲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区长张志平给我发了奖状。我为什么能得第一名呢?因为我们的校长杨洁诗是语文老师,他帮我写了文章,还教我怎么演讲。他告诉我,如果害怕的话,就把下面的人看成是大包菜,就不怕了,另外还教我做一点姿势。由于他的培养,我得了第一名。这个也反映了当时解放区已经很重视文化教育活动,对我们小学生的培养教育也很看重。
1948 年12月,靖泰县太和区委于水三圩欢送区长居靖参军。左起:居靖、叶宇勤、裴封五、王素芬、吴进先、贾成、马道达。
1943年秋天,我考取了位于弯腰沟的靖江乡村师范,学校分初中部和师范部,我在初中部,校长是刘伯骞。我在弯腰沟师范读书的时候,应该说受到很好的革命教育,因为我们学校的教育重点是政治、语文,数理化还是教的小学内容的。我们一边在学校里学,一边就要到群众当中去宣传抗日的形势,宣传中国抗日的主张,宣传毛主席抗日战争的三宝: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我从小就接受党的思想教育,当时还学哲学,学人生观。因为我在学校里面表现比较好,还是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1944年就参加了青年解放团,这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是党领导的秘密组织。1944年,学校又一次组织演讲比赛,不光是学校的,政府的、县委的和各个部门、单位的负责人统统参加。因为我有小学演讲基础,又得了第一名。
日本鬼子和伪军经常下乡“扫荡”,我们就分散教学,到树底下去,坐着小凳子上课。在“扫荡”的时候,我们初中部、师范部合并,分靖东、靖西、靖中三个片区教学。反“清乡”、反“扫荡”的时候,我们到下面去发动群众,当时叫作打鬼子、砍竹子。为什么叫打鬼子、砍竹子?敌人“清乡”“扫荡”的时候,要筑篱笆围墙,让你不好活动,所以我们下去就做这个工作。我们学校实际上就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不断地输送学生到部队。有的搞机要工作,有的是搞经济工作,有的到战斗部队。
靖江按照当时的情况,分三大块:靖东、靖中、靖西。我们靖西的形势很不稳定,因为靠江边,日伪军来往较为方便。孤山这一个地区是一个根据地,但是它紧靠靖江城。弯腰沟这一个地区相对离敌人的据点远一点,它的东面西来镇没有敌人据点,北边是如皋,因此在这一个地区回转的余地比较大一点。那么靖江县委县政府在弯腰沟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因此说,弯腰沟成为靖江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较为贴切,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地方。而且这一个地区的人民群众对党也比较信任,比较拥护。我们党的政权能够在靖江站稳脚跟,弯腰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没有弯腰沟这一块阵地,我们学校在那里也不可能住下来,县委、县政府组织学生演讲也不可能,开大会也不可能,无论是妇抗会、儿童团、民兵组织,包括所有的政府组织都不有几率存在。可以说,毛家殿埭和弯腰沟是我一生当中最关键的两个地方,也是我走上革命的关键因素。
1945年,我先后参加了在泰县野周庄和如皋召开的三分区青年代表大会。1945年7月份,我参加了在宝开的苏中青年代表大会,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去开会的时候,是通过交通站走的,从靖江到泰兴,再到泰县,经过兴化,再到宝应,通过交通站一站送一站接,送我们去。我们到兴化沙沟的时候,日本鬼子刚刚走了半个小时。当时泰县、兴化和宝应都是烂田,就是稻子收了以后的空田地,它的水很深,那么我们就走烂田上架起来的独木桥。碰到下雨,苏南的同学就不敢走,只好爬过去。我就在桥上走过去。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一种锻炼。
在青年代表大会上,我们还看了一台古装戏,告诫大家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不要腐败,不要像李自成那样腐败,要保持清廉、为人民服务,这些对我们都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育。从宝应青年代表大会回来以后,党组织就把我调到县委工作队,参加围攻靖江城日伪军队的战斗。当时围攻靖江城七天七夜,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因为当时我们的部队只有两个连,主力已经到分区去了,留在那里围攻靖江城的只有一个连队,那么就是靠民兵组织,靠人民群众,这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参加革命以后除了围攻靖江城,接下来就是搞土改,搞“五四土改”,我先后在孤山区的井裕乡和团结乡两个乡搞土改,后来又在柏木区的六助乡和旺桥乡搞土改,土改斗争也是残酷的阶级斗争。
当时靖江农民的房屋,大体上这样:富农有瓦房,有的一部分是瓦,一部分是砖,一部分是土;中农一般住的是草房子,草房子比较整齐;贫下中农房屋就比较破烂。“五四土改”的时候,还没有涉及到房子,是搞清算斗争,清算什么呢?算你家的租出去的田收多少租,你雇工回来种田,你剥削了多少。算了以后再加上利息,就把你的财产给算出来。“五四土改”是这样子的,叫作清算斗争,和解放后的土改不一样。接下来解放战争时期就一边打仗,一边搞土改。我们在旺桥乡搞土改的时候,贫下中农不敢拿“浮财”,我们大队干部把地主富农家的“浮财”拿过来分给贫下中农,有的贫下中农就又送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怕他们报复。我有个同学叫李定一,在旺桥乡搞土改,还乡团自卫队下来以后,把他抓起来杀掉了。他的父亲当时去看望他的,最后变成到这里来收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情,敌人是毫不手软的。
土改过程中和土改以后,我两次得到群众的保护。一次是在金玉乡搞土改。当时粟裕司令员正在组织苏中战役,当地的地主、富农和流氓借机搞暴动,敲锣威胁老百姓,要一家出来一个人,不出来就烧房子,挨家查乡镇干部。我被贫下中农藏在床下没有受到伤害。后来公安局局长带了一个连下来,我父亲当时是靖江县长,也带了两个连,下来搜捕叛乱的头子,枪毙了4个人,把暴动平息下来。
第二次受到群众保护是在我参军以后。我曾经在新兵连当文化教员,当时组织我们北撤,靖江、如皋、泰县有1000多人一起北撤,由靖江独立团团长何进东带队,夜里在海安过封锁线的时候,搭了一个浮桥,团长骑的马受到惊吓,把桥弄翻掉了,团长落水牺牲。部队来围攻。北撤的领导班子就决定,少数连,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啊、乡村干部啊和我们没战斗经验的人不北撤。我回来后就在游击队。在六圩港打伏击战的时候,跑步呛到风,得了肺炎,就住在亲戚家里休养。这样一个时间段正好靖江独立团在夹港歼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缴获了一挺重机枪和一挺迫击炮,俘虏了约150名敌人,我们没伤亡一人。这个战斗以后,敌人报复性地进行拉网式的“扫荡”,不管大小,老人、小孩,只要是男人,一起抓去游街,让老百姓来指认哪个是员,哪个是土改积极分子,指认了以后当场枪杀。当时先后有200多人被枪杀。当时正在下大雪,烈士的鲜血洒满了雪地,非常残酷。
在现场,老百姓排成长队,我也在队伍里。这样一个时间段我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也觉得人民群众会保护我。因为我当时在这一个地区搞过土改,也上台表演过话剧,大家都晓得我的父亲是县长,我的大哥曾经在太和区当过区委书记,大家都认识我,但没一个人揭发。我弟弟被喊去审讯,审讯当中还问到我家庭的情况,他化名躲过一劫。就这样,我也被老百姓保护下来。
1947年,我到靖江独立团一连,先后担任文化教员和支部书记,扛过枪,打过仗,参加过十几次战斗。比如说蔡家市桥战斗,当时冲锋号一吹,我们拿三八式的步枪,朝前冲,我的哥哥祝自荣是政治处副主任,他拿个卡宾枪,冲到我前面去了。另外我也参加了攻打孤山的战斗,当时三连主攻,我们一连打阻击。靖江城的敌人下来增援的时候,我们就躲在竹林里面,子弹像雨点般打到我们阵地上,我们不动,要等敌人到了再打。战斗最激烈的是黄桥阻击战,我们靖江独立团和泰兴独立团负责阻击从黄桥退下来的敌人。黄桥当时驻了一个师的军队,确实是来势汹汹。敌人有迫击炮、重机枪,我们打得很激烈,我们两个团牺牲了100多个人,我们连就牺牲了8个人。我当时是支部书记,负责善后工作,70多名们的遗体被放在一个庙里。我要一一识别是哪个连队的,然后用棺材装了以后,盖上被子,钉上牌子。当时天气很暖,遗体慢慢的开始腐烂,那个气味普通人根本受不了。
回来以后我得了肺炎,非常严重。当时没有治疗肺炎的药,药品缺乏,治疗拖了很久,浑身脱了一层皮。后来就把我调到团政治处当干事。可以说,参加革命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中,经过艰苦斗争和生死考验,我锻炼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战士,跟党干革命,我毫不动摇。
1949年大军渡江,靖江独立团的2900多人上升到主力部队,我就转业到了靖江县委组织部,在组织部先是搞支部工作,后来在组织部当干事、秘书。1951年调到扬州地委组织部。
解放以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经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1951年调到地委组织部的时候,我到苏北党校整整学习三个月,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党章,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学习回来以后先是当地委组织部的秘书、干部科长,当了好多年。以后又到纪律监察委员会当委员,应该说做了比较长时间的党务工作,还到党政办当副主任,又到直属机关党委当党委书记,1975年调到扬州任市委副书记、扬州市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任扬州市委副书记、扬州市市长。1983年起任地级扬州市副市长,扬州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在当市长期间,我到省委党校学习《政治经济学》4个月。过去我们不懂得发展经济,学了《政治经济学》,懂了商品流通,商品要交易的,通过流通才可成为消费品,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才能够发展生产力。另外呢要发展生产还要搞金融,银行要吸储,那么政府还有财政税务。学了这个以后呢,也懂得了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那就是要搞经济改革。1983年扬州地市合并,我当副市长。1991年开始担任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当时,扬泰还没有分家,扬州管13个县市。1993年离休。
我的印象当中,我父亲最重要的特征是爱国。为啥说爱国啊?“五卅惨案”时,他在无锡师范读书,他到学生中演讲,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地主豪绅!”淞沪会战的时候,他在上海青浦积极支前。上海沦陷以后,他把当地无家可归的人带回靖江,帮他们安家落户。我父亲回到靖江以后,组织抗日自卫队,惩治土匪,打击日寇。再一个,我父亲爱党,听党的话跟党走。他不仅自己入党参加革命,还把我大哥祝自荣从江阴南菁中学喊回来参加革命。当时贾成在我们家读书,也是在我父亲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斗争坚定。他当靖江县长时,党的一切的政策,他都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土改的时候,我们家是小地主,有80多亩地出租,我父亲回来开会动员,当天就把80多亩土地分给贫下中农。他是真心跟党走,他后来曾经到分区去学习,在分区担任民政科长,后来又回到靖江第二次当县长。北撤要他到哪里就到哪里,后来北撤到华中野战军一师当委员、部长,到山东当副县长,到湖南当县长,然后跟着大军到广西。第三,我父亲爱民,爱护人民群众,一切为人民群众着想,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没有架子,和群众的关系很好,人们尊称他为“祝二先生”,为什么叫“祝二先生”呢?因为他是家中排行老二,又是教师,所以都喊他“祝二先生”。我父亲当靖江县长的时候,领导群众兴修水利,他实地调查勘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治理河港计划,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组织了6000多个民工,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治水工程。
我简单地说说我的家庭历史。我曾祖父是农民,从泰兴挑了一担箩筐到靖江市西沙王家桥新兴圩这一个地区,在新开的沙田地方种田。别人家种水稻,我曾祖父种棉花,收成好。发家了,就让我的祖父去读书。祖父考取晚清的秀才,这样我们家就成了书香门第。我祖母不识字,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深明大义,她对人很是友善。我父亲原来是读私塾学堂,我祖母把他送到洋学堂,就是无锡师范,读高师,这样我父亲接触了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正因为我父亲的影响,家庭的影响,我们才有今天。
我们这个家庭是个革命家庭。但是到我们孙辈,怎么去传承?因此就想起来要搞一个家庭陈列室,摆一些资料,摆一些照片,给后代看。要传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就得有个地方,不管大小。我有个表弟叫黄顺良,家里搞了半间房子,把我们父亲、我哥哥他们的照片挂起来,把现有的资料用柜子陈列起来。我还准备写本回忆录,这个书将来也要放进陈列室。这一个地区就是我们家庭的根,我们家庭参加革命就是从这一个地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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